女工捡黄金案引争议律师称检方对舆论让步美食美食

女工“捡”黄金案引争议 律师称检方对舆论让步

从可能被判无期徒刑的 盗窃罪 ，到最多判5年的 侵占罪 ；先是免予国家公诉，再是受害人 不再追究 深圳机场女工梁丽的命运在9个多月的时间里一波三折，跌宕起伏。如今梁丽已经恢复自由， 捡 黄金案仿佛到此已经终结，但是，公众对这一事件的议论和思考并未停息。

捡 黄金案引发司法大讨论

今年40岁的梁丽2008年开始被清洁公司委派到深圳机场打扫卫生。2008年12月9日，梁丽在打扫卫生时 捡 走了一个被她当成 遗忘物 的纸箱，从此她的命运产生了改变。

经检察机关审理查明，2008年12月9日8时许，东莞一家珠宝公司的员工王某在深圳机场办理行李托运手续时，被值机人员指示到另一个柜台办理。王某因而离开柜台，并将一个装有一只小纸箱的行李手推车留在柜台前1米的黄线处。当时没有人知道，小纸箱装有14555克黄金首饰。案发后，估价约300万元。

现场监控视频显示，王某离开33秒后，梁丽出现在这个纸箱旁。大约半分钟后，梁丽将纸箱搬进了机场一间厕所。王某4分钟后返回，发现纸箱不见了，随即向公安机关报警。

当日9时40分许，梁丽吃早饭时告诉同事，捡到一个比较重的纸箱。随后，两名同事经梁丽同意，将纸箱打开并取走两包黄金首饰。梁丽从同事那里得知纸箱内是黄金首饰后，将纸箱放到自己的清洁手推车底层后离开，并从纸箱内取出一件首饰交由同事到黄金首饰店鉴别，证实是黄金首饰。

当日14时许，梁丽下班后将纸箱带回住处，从纸箱取出一部分黄金首饰放入其丈夫放在床边的衣服口袋内，纸箱就放置于床底下。16时许，同事找到梁丽，告知机场有旅客丢失黄金并已报警。

当日18时许，民警到梁丽家中询问其是不是从机场带回物品，梁丽否认。民警遂对其进行劝说，直到床下寄存的纸箱被民警发现，梁丽才承认该纸箱就是从机场带回的。当民警继续追问是否还有首饰未交出，梁丽仍予否认。民警随后从梁丽丈夫的衣服口袋内查获另一部分黄金首饰。最终民警将大部分黄金首饰追回，但尚有136克黄金首饰去向不明。

随即，深圳警方以涉嫌盗窃罪将梁丽逮捕。

对梁丽究竟是 捡 还是 盗 ，到底应当以侵占罪起诉还是以盗窃罪起诉，社会各界对此进行了热烈讨论。一方认为，梁丽在机场大厅 捡 到物品，以为是乘客遗弃的物品，当时其实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应该是 捡 ；另一方认为，物品是在机场办证、托运大厅的行李车上，梁丽是机场工作人员，在这种情形下拿走旅客物品，跟普通老百姓在大马路上捡到无主物品，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检察机关定性 侵占罪 梁丽获得自由

由于此案存在争议，深圳市检察机关两次将此案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2009年9月，梁丽被取保候审，回到家中。

经过反复审查和研究，深圳市检察机关9月25日对此案审查终结。深圳市检察机关办案人员认为，判断梁丽的行为是 捡 还是 盗 ，关键是看其拿走的物品究竟是 遗忘物 ，还是 受害人实际控制下的财物 。但在此案当中，受害人王某是在19号柜台办理行李托运手续时，被值机员告知需要到10号柜台办理，因此将行李留在19号柜台前，到22米远的10号柜台办理。王某离开期间，梁丽将装着黄金的纸箱当做 遗忘物 拿走，很难判断梁丽是不是存在主观故意。判断梁丽的行为虽然也有偷盗的特征吃他一个，但构成盗窃罪的证据不足，更符合侵占罪的构成特点。

根据 刑疑惟轻 的原则，从有利于梁丽的角度出发，检察机关认定梁丽不构成盗窃罪。由于侵占罪不是检察机关管辖的公诉案件，属于自诉案件，即 不告不理 。检察机关于9月25日消除对梁丽的取保候审，将本案退回公安机关，并建议公安机关将相关证据材料转交自诉人。

检察机关取消公诉后，梁丽接下来的命运取决于受害人的决定：如果受害人不起诉梁丽，此案将到此为止；如果受害人到法院起诉梁丽，梁丽是否构成犯法将由法院依法判决。

梁丽的代理律师司贤利9月28日告知，梁丽及其家人对检察机关的认定结果表示满意。据司贤利介绍，本案当中的黄金首饰失主 东莞这家珠宝公司负责人表示，东西找回来就好，他们不会再追究梁丽的，不会起诉梁丽，因此梁丽已完全恢复自由。

捡 黄金案引发的思考

梁丽 捡 黄金案法律上的程序虽已完结，但由此引发的讨论却没有停止。部份法律界人士认为，深圳市检察机关对这1案件的处理体现了 疑罪从无 、宽严相济的法律精神，是尊重人权、法制进步的表现。法律界人士指出，虽然我国1997年开始实施的新刑法确立了 无罪推定 的原则，但 有罪推定 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大行其道。深圳市检察机关此次对存疑、介乎两可之间的 捡 黄金案 从轻 而非 从重 处理，正是 疑罪从无 的现代司法理念的体现。

但是，也有不少法律界人士提出了反对的声音。深圳市律师协会刑事委员会顾问郑剑民认为，检察机关作出明显有利于梁丽的结论，是 法律对舆论的让步 ，明显有违 法律眼前人人平等 的原则，对于规范社会道德起到了不当的示范作用。

不少专家认为，检察机关的处理结果存在一定的道德风险。梁丽的行为的确暴露出其法律意识的淡薄和道德的缺失。因此，有必要对社会的认知标准进行引导，让公众苏醒地认识到 法律上7月30日的免予公诉并不是意味着道德上的 豁免 ，否则，法律的 温情 将演化为对不当行动的纵容，进而混淆对行动认知和道德判断的标准，造成全社会难以承受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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