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变了我们这代人的命运

高考改变了我们这代人的命运

1977年注定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废除推荐制，恢复高考制度。在此之前，高考这扇大门已经关闭了整整11年。18岁的西安市三中学生冯仑骑了一辆借来的自行车参加了这场高考。40年后，已是法学博士、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的他于日前在迪拜接受了西安晚报的专访，回忆那段改变自己命运的高考往事。

“那时候班里上学的人不多，很多同学都去农村插队了，剩下的都是自己喜欢学习就学。”冯仑说，自己作为应届毕业生，18岁时参加了高考，“复习阶段很长一段时间都特别热，每到晚上，我就把脚放在凉水盆里，头上顶个凉毛巾，晚上在那儿复习，我母亲在旁边帮我赶蚊子。”

复习时间紧迫，什么复习资料都没有，“当时我母亲找到了一个蜡版，就是用针形钢笔在特制蜡纸上刻写成油印底版，油滚子一推就能印出来，就这样给我印了一些复习资料，连纸都是发黄的。”冯仑说。

高考那天，“我借了辆自行车，骑着车跑到建国门的二十六中考场。印象特别深的是，当时考场的课桌都是破破烂烂的，桌面高低不平，有时一写字就把考卷戳出一个洞。”冯仑笑着说，“由于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考试，当时考场外面特别热闹，很多人围观。”

冯仑记得，当时高考完先公布初选结果，随后才是正式录取，“当得知初选入围后，我挺高兴的，但还要等正式录取，利用这个等待的时间，我去了成都叔叔家，考虑万一考不过，就再考一次。”不过很快，冯仑就在成都接到家里发来的电报，上面写着简单几个字：“录取，赶紧回家。”

恰显示金正恩并无大碍 1977年的高考也分文理科，父母建议冯仑选择理科更安全，但是因为他爱好历史、哲学，冯仑选择了文科。每门学科满分100分，他的平均分将近70分，“我数理化不太好，高考数学大概只得了32分左右，但是文科考得都比较高，所以把平均分拉高了。”

填报志愿时，当时大学少、能填报的也少，冯仑就选了几个自己相对有些了解的大学，“第一志愿报的四川大学哲学系，第二志愿是西北大学历史系，第三志愿报的延安大学，不过当时政府扩大招生

，西北大学新设立了一个政治经济学专业（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前身），首批只招50个人，我就成为这个专业的第一批学生”。这届经济学专业涌现出了冯仑、张维迎、魏杰、刘世锦等一大批知名经济学家、企业家和高级领导干部。

过完年后的1978年春，冯仑到西北大学报到，“印象特别深，在我前面排队有一个人，穿着破棉袄，扎了个绳，说一口地道北京话，他叫田丰，是1975年自愿去延安的北京知青，后来还加入了我们万通集团，担任御风资本董事长。当时他给老师说，自己没钱报名，因为延安发生洪水，延河泛滥，他是捡了一条命回来的”。

参加1977年的这次高考的人，有的是知青，在农村支援建设，有的都已三四十岁小孩都大了，18岁的冯仑在大学里是最年轻的学生之一。

“那场高考确实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也是国家用人选拔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冯仑说，“比如张维迎当时从农村考到这里，后来我们都选择继续求学，我在中国社科院读了法学博士，他到牛津大学深造，实现了我们各自人生的垂直流动，通过相对公平的考试方式改变自己的命运。”

对于当时没有读书氛围、缺乏备考条件却能一举考中，冯仑说，这和家庭教育有很大关系，“因为我父母比较重视读书教育，我爷爷是办教育的，父亲一直在做政工工作，都非常重视教育。同时我也很感谢我们西安市三中的班主任老师苏立，她给了我特别多的帮助，像父母一样在思想上关心我。”苏老师家世较为曲折，对冯仑这位聪明上进的班长非常关心。冯仑回忆：“我喜欢放学后去苏老师那里聊天，她给我讲历史、讲家史、讲国家命运前途，她还把很多藏书拿给我看，当时我只有十四五岁，但是在苏老师的影响下，心中充满家国情怀，我很早就立下誓言，要改变当时社会的现状，所以一直折腾到今天都没停。”

对于如今正在专心备考的高三学子，冯仑是这样说的：“高考是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段，但不是让你发展的唯一通途，除了知识的积累外，更重要的是培养良好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每个人的价值观可以有所不同，但价值观的养成，会促使你成为你想要成为的自己。”文/图 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