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层频赴沿海紧缩或许放松标准

高层频赴沿海 紧缩或许放松

，中央高层在沿海地区调研时，重点关注外贸、金融发展方面的问题，这意味着外贸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点关注。

今年以来，在国内外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我国出口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贸易出口6666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1.9%，增速同比降低5.7个百分点；进口5675.7亿美元，增长30.6%，增速同比提高12.4个百分点。出口增速下降而进口增速提高，导致外贸顺差出现下降。上半年累计贸易顺差为990.3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1.8%，净减少132.1亿美元。应该说，贸易顺差同比减少，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国下调出口产品退税率、引导人民币汇率升值等调控政策主动所为，说明这些政策在调节国际收支不平衡方面收到了积极效果。

但是，面临政策调整和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周恩来、邓小平的亲属代表也给予了该剧高度评价的影响，不同行业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存在娱乐频道等等明显差异，纺织、服装等行业的出口遇到了较大困难。上半年，全国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499.6亿美元，增长3.4%，增速比上年同期出现明显下降，6月份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98.7亿元，同比下降15.2%。如果考虑到国际商品价格上涨以及2007年5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大约10%，以人民币计价的服装出口额，下降幅度就进一步加大。

纺织、服装等行业出口面临的困难，既与出口退税率调整、人民币汇率升值等因素相关，也与我国企业面临的国际环境有关。最近公布的美国就业数据表明，5、6月份美国非农就业人口均减少62000人，失业人数增加87万，失业率保持在5.5%的较高水平。就业人数的减少，将导致美国私人收入增长保持较低水平，美国消费增速也将保持在较低水平，对我国出口的负面影响有可能保持较长时间。

从最近各方面反映的情况来看，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的另一方面的问题，就是企业资金较为紧张，尤其是中小企业资金较为紧张，这与中小企业较难取得贷款有一定关系。自2007年以来，为了缓解流动性过剩的压力，我国多次提高了存款准备金率，并严格控制贷款规模的增长。这些措施在控制货币供应过快增长、抑制通货膨胀方面收到了较好效果，但客观上也对中小企业取得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产生了一定影响。

上述情况表明，目前有必要对宏观调控政策进行适度微调，在巩固宏观调控成效的基础上，减轻部分行业在生产经营方面遇到的困难。从当前的情况看，政策调整一种可能的选择是适度放缓人民币升值的步伐。因为进入5月份之后，随着美联储停止降息，美元汇率指数5、6月份连续两个月反弹，美元升值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如果人民币继续保持较快升值步伐，那么就有可能在产品出口退税方面做出微调，适当提高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抵消这些行业出口受人民币升值和外部需求增长放缓的影响。另外，为了缓解企业资金紧张的状况，可能会放慢出台货币政策调控措施的步伐。

由“紧”变“松”论

宏观政策将进入“奥运放松期”

贺军

国内当前正处在宏观经济决策的敏感期。所谓敏感期，一是指中央正在考虑下半年的政策是否调整、如何调整的问题，政策未最后定案；二是由于政策处在“可变动期”，各方面都在发挥影响力，参与政策博弈以便影响决策。

未来宏观政策的变化，不外乎两个方向：“松”或者“紧”。从诸多迹象来看，宏观政策由“紧”变“松”的可能性正在增大。

近期中央高层频频赴沿海地区考察，他们调研的重点是贸易、物价、金融等领域，这将为宏观调控政策的变化提供直接的判断依据。

观察国务院官员最近的表态可以发现，在政策重点上有了微妙变化。温家宝总理在长三角考察时谈到当前工作重点，排在首位的是把握好宏观调控的重点、节奏和力度，避免经济大起大落，抑制通胀则降为第二位的“突出位置”。近期一些地方官员向中央反映当地经济的问题，基本上也是冲着从紧的政策而去。

值得注意的是，官方学者也纷纷对从紧的调控政策表示担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表示，面对经济周期作用下的全球物价上涨，中国没有必要主动紧急刹车，如果以控制物价为宏观调控的惟一目标，经济增速下降过快的代价肯定很大。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祝宝良则一改过去的看法，认为未来中国经济走势的先行指数继续下行，经济景气呈持续高位回落的态势，“偏快转向过热的风险基本解除，在经济明显回落、CPI进一步下降、信贷和货币投放量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本月加息的可能性很小”。而且他认为，当前加息的作用非常有限，很可能导致投资因成本上升而明显下降。

至于企业和地方政府，他们更是希望中央早日放松宏观调控，尤其是放松此前的紧缩货币政策，为当地绷紧的信贷环境解套。

尽管我们此前曾屡次提出，中国今年的反通胀不能松懈，紧缩货币的政策不应该放松，未来国内通胀可能近期因缺煤和煤质差四川电减少出力高达５０万千瓦冲上两位数。但这是“应不应该”的问题，官方也许并不认同这种看法。从实际的政策动向来看，我们判断，去年底定下的宏观调控政策即将出现比较显着的转向，一轮宏观经济政策上的“奥运放松期”正在到来。

提出这个概念，是因为这一轮政策调整与北京奥运会这个核心事件有关。中国从进入2008年至今，经济受到雪灾、汶川大地震等影响，而外围经济环境则继续恶化。据路透社披露的最新信息，中国6月CPI进一步放缓为7.1%，如果属实则是4月份以来的连续放缓，这也为宏观政策放松提供了一个理由。

从温家宝总理的讲话，到部长们的调研，再到官方学者的表态，都显示出未来政策将要放松的迹象，一个宏观政策上的“奥运放松期”正在到来。这种政策变化，将会在信贷政策的执行力度和资本市场上表现出来。但决策者是否为通胀恶化做好了准备？能否做到“松”与“紧”的平衡？放松政策将持续多长时间？则充满了让人担心的不确定性。

防范偏差论

宏观需要调整 关键把握时机

梅新育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是否需要调整？在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实施数年之后，风向似乎正在发生微妙的转变，主张“放松”的声浪响亮了不少。

确实，宏观调控所追求的长期目标不变，但具体采用的政策工具和松紧倾向则需应内外环境不同而变动。目前奉行的紧缩导向宏观经济政策，基于经济过热、热钱内流、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压力等原因。鉴于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已经发生显着变化，适时适度调整宏观调控取向自是情理之中，关键在于调整的时机、力度和防范偏差。

在外部环境方面，当前世界经济金融危机的风险，至少是1997年~1998年危机以来的最高时期，因为美国次贷危机仍在继续深化。从美林到雷曼兄弟，再到花旗集团，一家又一家华尔街巨头，仍在相继揭开直到今年第一季度仍然掩盖得很好的次贷损失面纱，宣布惊人的亏损额和资产冲减。与此同时，越南金融危机的爆发，又向世人显示了新兴市场的脆弱性及其可能的传染风险。1997年~1998年，正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蔓延的冲击之下，中国及时从强力推行的紧缩性政策转向扩张性政策，从而对中国在危机中巍然独存发挥了不可替潘石屹还“使坏”爆了一个猛料：“前几天我们在银河SOHO聚会代的作用。假如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传染、深化，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取向重演类似转变，实属理所当然。

从紧货币政策的副作用也在加大适时调整的必要性。在热钱内流压力下，我国货币主管部门实施了公开市场操作、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加息等一系列冲销操作。然而，央行冲销操作最大的副作用就是可能使国内银根相对紧缩，殃及其他产业，特别是影响中小企业，温州有近20%的企业面临停工或倒闭就是很好的例子。倘若再提高利率诱使游资进一步流入，更是事与愿违。

在外贸领域，出口仍将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力之一。而人民币过度升值和国际经济环境恶化，有可能导致我国出口贸易急剧失速。虽然前5个月我们的出口以美元计价仍然增长了22.9%，但去年12月人民币平均汇率为7.3676元兑1美元，到昨天，也就是7月10日已经为6.8489元兑1美元，升值幅度已经拉大，这些出口额维持增长的背后是利润显着衰减。

任何宏观经济政策都有其副作用，如果我们放松紧缩导向的宏观政策，也不会例外。且不说我们面临的通货膨胀多半是长久压力而不会转瞬即逝，不加选择地贸然全面放松货币政策必然是巨大的冒险。在国内经济部门，房地产行业对放松货币政策的鼓噪，本质上是期望维持其不可持续的价格泡沫，绑架整个社会为其买单，假如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沦为房地产“猪坚强们”的“解放者”，无异于打击实质经济部门。

在对外经济部门，我们也不可过度夸张外贸企业当前的困境，不宜无差异地一味要求放松贸易政策，以至于牺牲结构调整目标。在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既然外汇占款业已成为中国这类半外围、外围国家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那么导致外汇储备增长的机制，必然使得该国出口部门在资金供给方面赢得相对于国内部门的优势。即使中央银行的冲销操作使得所有产业部门都遭受银根紧缩的煎熬，相形之下，出口部门的处境总体上仍然会相对好于单纯的国内部门。而且，适时适度放松贸易政策不应沦为救援高能耗、高污染、低增值产业，不应沦为鼓励企业不开展自我调整，自我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