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小说送奶工时

安娜·伯恩斯：“感觉很美妙，像做梦一样。” 图片来源：David Levene

赢得布克奖无疑是改变人生的一件大事，没有什么比16日晚间那个出人意料的颁奖结果更符合这一说法了。安娜·伯恩斯（Anna Burns）凭借她的第三部小说《送奶工》（Milkman）摘得布克奖，抱回5万英镑奖金，成为了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北爱尔兰作家。回望四年前，伯恩斯那时因为剧烈的背痛无法写作，在英格兰四处漂泊，有机会就帮人照看照看房子，但经常入不敷出，还要接受免费食物救济（她在书中对此表示感谢）。当她终于能够把手稿寄给经纪人时，却又被好几家出版商拒绝了。这个故事多么令人绝望啊。

“当我昨晚回到酒店时，我在想，”这位56岁的作家在获奖第二天说，按照布克奖的“优良传统”，她只有几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当我怀着极大的痛苦回顾2014年，那时我在想：‘我能完成《送奶工》吗？’然后我现在成了布克奖赢家？这简直……感觉很美妙，像做梦一样，这真的发生了吗？”

她仍然处于巨大的痛苦当中（手术损伤所致），采访时她坐在一张矮桌上，隔一会就要站起来。她说：“我仍然无法回到写作中，但今天我们不谈这件事。我觉得自己有偿付能力了，这感觉很棒。这是一个巨大的礼物。”

《送奶工》，一本表面上描写1970年代北爱问题（The Troubles）的贝尔法斯特（爱尔兰岛东北沿海城市，自1920年起成为北爱尔兰的首府）成长创伤的小说，出乎意料地击败了美国重量级作家理查德·鲍尔斯（Richard Powers）的生态史诗《上层林冠》（The Overstory）和艾斯·伊度格扬（Esi Edugyan）的奴隶生存故事《华盛顿·布莱克》（Washington Black），一举获得布克奖。实际上，这本书设定在一个不知名的城市，一个未知的时代[参考凯特·布什（Kate Bush）、西格尼·韦弗（Sigourney Weaver）和弗雷迪·莫库里（Freddie Mercury）这三个完全毫无关联的人可以给我们一点提示]，里面的人物只能通过与他人的关系去了解。

“虽然人们认为它歪曲了贝尔法斯特——真正的贝尔法斯特在1970年代并不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它可以被看作在类似高压条件下的任何极权、封闭的社会，”伯恩斯解释说，“我认为这是一部关于整个社会生活在极端压力之下的小说，长期暴力被视为常态。”

她的小说在很多方面都试图表现这种常态是多么反常，缺席的名称赋予了它一种近乎反乌托邦的、未来主义的品质。许多读者，尤其是不熟悉爱尔兰近代历史的年轻读者，都发现它与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有相似之处。

她的三部小说——《送奶工》《小建筑》（Little Constructions）和《无骨》（No Bones，曾入围了2002年橘子奖短名单），都以充满冲突的贝尔法斯特为背景，探讨了生活在这样一个“一触即发的社会”的心理余波。她觉得，送奶工是最关心政治的，对北爱问题了解得最透彻。她说人们问她：“你还在写关于爱尔兰的文章吗？”你必须放手，你必须继续前进。

“我想：‘我该怎么前进呢？’在我和别人的生活中，北爱问题是如此庞大的存在，它需要被写下来。我为什么应该为此道歉呢？因为在小说中它成了一个非常丰富、复杂的社会。”

伯恩斯属于一种特别的小说家类型，对他们来说，小说角色仅仅“附身过来并且用他们的声音把他们的故事告诉我”。她并不十分乐意谈论写作。现在这本书已经写完了，角色也消失了，她说：“虽然你刚和我接触，但我相信书里的角色会给你一个很好的采访，其实你已经很了解我了。”

1976年，贝尔法斯特，孩子看着被劫持的车辆燃烧 图片来源：Alex Bowie/Getty

小说以一个家里排行老二的18岁女孩的讲述作为开篇，这个女孩有个离经叛道的习惯——一边走路一边看书，这一点和作者相同。“我会去商店、咖啡馆或酒吧，有人会说：‘哦，你就是那个边走路边看书的女孩。’我过去想：‘这是值得评论的东西吗？’所以我要把人们评价这事的原因写下来。在小说中，女孩问她的挚友：“你是说带着塞姆汀炸药四处走走没关系，但是公共场合阅读《简·爱》就不行？”“塞姆汀很常见啊，并不会让人觉得意外。” 她朋友回答道。

伯恩斯说，她的主题是“在绝对意义上和本质上”关于“在个人和社会意义上权力如何被使用的”。 以压迫、残暴、身份、监视和抵抗为内容，《送奶工》尽管设定在40年前，但在许多方面都非常适时，布克奖评委当然不会错过这些特点。

这本书尽管是在四年前写的，但书中的好色送奶工这一角色诡异地预演了如今的反性骚扰运动。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41岁的送奶工，可能是个共和军恐怖分子，开着一辆白色卡车，他对女孩的跟踪象征着无孔不入的监视下的生活。“我不知道他是谁的送奶工，”讲述者告诉我们，“他不是我们的送奶工，我不知道他是谁的……他身上没有一点送奶工的痕迹，他甚至都不送牛奶。”伯恩斯特别擅长写性胁迫的羞耻和滑头：“他看起来并不无礼，所以我也不能无礼。”

像她所有的角色一样，送奶工也只是“附身于她”，她说：“他只是开着他的车。”她从来没有阐述一个观点或者探究一个问题。“所以我写了下来，然后我才发现，哦，是的，这就是性侵犯。是性丑闻。这是一本当谣言成为历史时，关于谣言、流言和流言的力量、历史的力量以及编造历史的力量的书。”

当然，还有脱欧（Brexit）。在颁奖那天，谈判又陷入了特雷莎·梅（Theresa May）边境保障协议承诺的僵局。北爱边境问题再一次屡见报端。伯恩斯投票决定留下来，并对结果“伤透了心”，但是，她说，“作为一名作家，我认为探索边境和障碍以及其他令人恐惧的主题非常令人着迷。”

伯恩斯在布克奖颁奖典礼

在爱尔兰共和国投票改革堕胎法案的那一年，在北爱尔兰，堕胎和同性婚姻仍然是非法的。这部小说是对她祖国固有保守主义的评论吗？“我写的是一个压抑、封闭、隔离的社会。不管是不是北爱尔兰，这就是我写的那种社会。”她说，这是一个“即使内部分崩离析我们也必须在一起”的地方。

伯恩斯出生于一个天主教的工人阶级家庭，家中有七个孩子。她解释说，像住在被称为“厨房屋”的小房子里的大家庭一样，她和未婚的姑妈一起住在马路对面。“我可以享受家庭的吵闹，也可以回我姑妈安静的房子里。我喜欢这种组合。”她说。他们是一个书呆子般的家庭，但“这是非常私人的，你不会问别人你在读什么书，那将是一种可怕的侮辱”。图书馆卡流通率很高，总是被人拿走，以便可以借更多的书。

但是，像她的书里那个埋头读书的女孩一样，伯恩斯尽可能地躲避周围的政治局势。“思想和感情之间存在着隔阂，”她说，“我认为这是我应对的方式。基本上，我不想知道。我并不孤单，很多人都不想知道。”

只有当她离开时，她才开始感到一种“想知道的紧迫感，为了它我不得不离开，生活在那儿我完成不了”。 她去伦敦学习俄语，但是由于个人原因，她没有完成她的学位，她说：“我有一些必须处理的事情，它们妨碍了我。”（她对自己的私生活极其缄默）她开始阅读有关北爱尔兰及其历史的所有书籍。

写作之路几乎纯属偶然，她称其为“成熟时刻”。 一位艺术家朋友邀请她去伦敦北部的Hampstead买东西，她在一个售卖箱里发现了一个速写簿。“我当时想：‘就1英镑。我买它是因为它看起来很漂亮。’”她把它和一只钢笔放在床边。“它就一直在那里。然后有一天，我睡醒过来记下我做的梦。然后我写了一些关于那一天的事情。”不久，她就填满了第一页。“然后就这样一页接着一页了。”

她表扬了朱莉娅·卡梅伦（Julia Cameron）备受读者喜爱的《创意，是一笔灵魂交易》和娜塔莉·戈德堡（Natalie Goldberg）的《写出我心》，说这两本书的内容真的在和她对话：“打开自己，写作时要轻松自由，不要在写作时掺杂太多的理由，只要在里面绕一圈看看写出来什么。”当另一个朋友问她是否一起去参加一个创意写作课时，她的命运就被决定了，因为她太害怕了不敢独自一人前去。她爱写作。

伯恩斯的闲笔和意识流风格给了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有时也令人抓狂）感受。从贝克特到斯威夫特，评论家把爱尔兰作家和她比较了个遍，认为她的小说让人回想起了《项狄传》的粗犷和弗兰·奥布莱恩（Flann O Brien）的冷幽默。伯恩斯最喜欢的布克奖作品是雅各·高顿·法瑞尔（JG Farrell）的《麻烦》 （Troubles）。她说她很受宠若惊，但没有被归类为“完全爱尔兰传统的写作”说服。有点像脱欧和反性骚扰运动，直到她的书写完了，贝克特才出现在她的生命里。她在一个月前才读到他：“我读了《莫菲》，这本书非常精彩但也让人心碎，我读完后非常震惊。”

一位评论家赞扬她的散文有种“残忍的轻率”，她喜欢这种描述。当我说“轻率”并不常常和北爱问题联系在一起时，她纠正了我。幽默可以是“一种应对方式”，她说，“这听起来是陈腔滥调，但我确实是这样认为的。”

接下来呢？她的首要任务是努力解决她的健康问题。她迫不及待地想重新拾起她在《送奶工》之前开始写的一本书，她的“真正的第三本书”，她可以“感觉到它在呼唤她”。自200 年以来，她就没有回到北爱尔兰，但她有一种感觉，她可能很快就会回去。

她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写作，更不用说赢得布克奖了。”如果她能回到18岁，她会警告那个“边走路边看书”的自己不要走某些路，但最重要的，她会告诉她：“有些非常美妙的事情正在等着你。”

（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