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无关主义位置位置

在描写农村和农民的作品中，《秦腔》的叙述角度值得特别关注。它不是跳出去的高高在上，不是外来人的怜悯，也不是代农民立言，而是自然流淌的。“跳出去的”是那种原本生长在农村后来离开的作家，他们尽管心系农村，但因为脚已离开土地，所以已经不能感受土地的呼吸和节奏。“外来人”是指城市血统的作家，他们的文化背景使他们的创作自然地有一种悲天悯人的眼光，但在价值判断和是非取舍上总是隔了一层。“代农民立言”是我国农村题材创作的坚固传统之一，作家不把自己看成是属于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而是把自己看成是站在农民立场上为民请命的人。与这三种流行的写作角度相比，《秦腔》则是一种知人阅世的，理解，看，然后叙述。它的叙述不是外在表面的，也不是外加上的，而是把日子铺开了去写的。不按通常的人物故事情节结构等要素展开，而是按日子的感觉去写，写出那种自然而然不得不然的东西。从老支书对土地的眷恋，夏天智对秦腔的痴迷，新支书对市场的迷信，到家族情感和传统的淡化，地方戏的没落，农村青年人对外部世界的向往，一切都是在“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中间不知不觉在这种情况下地发生的。没有改革，没有城乡对立，没有农民命运的哀叹，没有政治观念或文化观念的斗争，只有流水般的日子，微风细雨般的日子。一切都是在日子中不显山不露水地形成的。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作者的写作姿态：不激动，不摆姿势，不煽情，不强调主义。只是叙述。在这里，作者选择了一个很特别的叙述人：引生。引生这种人是农村非常常见的，似乎智力上有点缺陷，但为人又很实诚，往往想事和做事很执着，被多数人看不上，但也因此没有人对他存有戒心。他就像一个游魂一样，可以自由地观察到村子里的一切细节。贾平凹用这样一个角色做叙述人，恰恰是表明了一种观察和叙述的低姿态：我就是在生活的最底层了，我的头上没有任何光环，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负载。我就是生活中的一只眼睛。《秦腔》平静的叙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个最低层的视角。

与这种不动声色的叙述联系在一起的是，《秦腔》的表现风格极度的写实，返朴归真。可以说，贾平凹在精神上“耍”了十几年，今日通过《秦腔》的写作终于回归本色，达到了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境界。

我觉得，在这方面《秦腔》对当前新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中农村题材的小说创作有不可绕过的启示作用。在《人民文学》2004年的青年作家评论家座谈会上，以及《文汇报》《文学报》《文艺报》的相关文章中，都有人提出，现在似乎已经没有人能真正理解当前的中国农村和农民，作家已经写不出真实的农村现状。人们给出的理由只是农村变化太复杂，难以把握。但人们不愿意承认的是，许多作者已经不再了解农村，又不肯下苦功夫去了解。没办法，只好写大家都看得到的表面形式，只能突出一些观念，只能用一些奇特吸引人的意象，而无法用细节去传递真正的现实关系。 现在的一些描写农村的作品强调了干群冲突，农民苦、农民落后、农村被遗忘等观点，在叙述时强调故事的戏剧冲突，作家自身的情感表达应该说也是强烈而且真实的，有时候读者可以很明显地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作者对农村和农民的真挚感情。但作品的整体力量，尤其是当读者跳出那传奇性的戏剧情节冷静下来之后，作品的说服力也就随之减弱了。在过了情感冲动期之后，作品往往缺乏那种全面征服读者的渗透力。这其中的原因也在于，作品对农村的整体把握不够，缺乏对各种现实关系的全面体验和细节表现。

但这部《秦腔》却完成了许多作者认为做不到的事情，它写的就是真实的今天的农村。它说明“生活”必须要有真实的体验，不能靠想像和理论推理。所谓“现实主义不能反映现实”的说法，根源不在于现实主义，而是因为作家自己离现实太远，找不到细节去支撑自己的观念，只能靠象征、奇幻、寓言一类的抽象表达来说服读者。可是当代作家近二十年的努力证明，那种建立在词语基础上的描写和表达，只能成就圆熟的观念，却无法成就直指人心的作品。文学作品的力量往往来自细节，而细节是不能靠想像来充实的。

贾平凹的道路对于多数作家都是一个珍贵的启示：即作家必须真诚。真诚地面对生活，面对你所描写的对象，面对读者。

（实习：白俊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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