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历史的曲笔与隐喻离开

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命题：既言“直面” ，何来“曲笔”与“隐喻” ？但小说文本本身形成了这样的品格。小说的内容写杨端正、杨老四父子两代人的革命故事，因琵琶镇来了一股四川溃散的棒子土匪，骚扰地方，杨端正告到县政府和警察局，但得知官匪合流，只好参加神兵以求自保，最后失败，杨端正只身逃出，化身为巫师，暗中辅助自己的儿子继续革命。与此同时，琵琶镇大地主周大山伪装革命，混得革命队伍的信任，实则为内奸，但杨端正父子失察，反倒充分倚重周大山，每次重大革命活动的情报被敌人充分掌握，在关键时刻功败垂成，杨老四土地革命、解放穷人的愿望也以破产告终。 小说是直面历史的，是对最初共产党领导底层老百姓打土豪、分田地以及还乡团反扑之真实历史的叙述，其中对于底层人物和生活的叙写也十分逼近历史的真实，但这时代太过复杂，小说有一段倾诉发人深省，作者借周复兴（即杨端正的化身巫师算命先生）之口说道：“我们的国家，历来就是迷信造就了这个世界的迷信，造就了这个世界的荒诞，造就了这个世界的麻木，造就了这个世界对苦难顺理成章的接受和理解，造就了一种人吃另一种人成为家常便饭的事实，造就了虎狼一般的私心……” 周复兴的倾诉是对历史与现实的隐喻，在他的冷静透视中，一切直叙都应翻转，一切都有意味。周化身为算命的巫师本就是智慧的选择，这一方面是有利润压力继续革命的需要，另一各种智能家居、可穿戴设备、智能硬件方面是试图以“神我”抓住意义的努力。但事件波诡云谲，世界与人性超出一切人的想象力，意义永远走在人的前面，留下的只是人对意义的事后思索。细读小说文本，我们发现至少有如下隐喻： 一、隐喻人性困境。如周所说：“我们的国家，历来就是迷信造就了这个世界的迷信，造就了这个世界的荒诞，造就了这个世界的麻木。 ”如果不 是共产党起而革命，广大底层民众个个麻木，他们安于现状，认为苦难和贫困是命该如此。他们身上也带着主流意识的弱点，一旦他们开始行动，弱点就发挥作用，于是革命变得至艰至危，他们的弱点有可能吞噬自己，革命到最玄微之出，往往是自己导致失败，杨端正的两次革命，第一次是轻敌，第二次是失察，革命本质是革自身的命，但谁意识到呢？进一步讲，谁又愿意呢？ 二、隐喻历史。中国历来是礼仪之邦，但几千年的礼乐教化训练出的并不是谦让有礼的国民，而是冷对他者眼泪与鲜血的人，“礼”无疑是一块围裹兽性的遮羞布，我们对别人的苦难视若无睹，“虎狼一般的私心”使人们在他者遭遇苦难时落井下石，甚或趁机出手打劫。在大地主鲁少达被瓦解后，残疾人、铁匠英檡分到了他想望已久、望尘莫及的地主小老婆醒豆儿，却又对自己是否有这福分而惴惴不安，疑神疑鬼，机窍别出，担心谁势力强大，又可抢走醒豆儿。这正是国人的本性，是我们的历史曲折而永远原地踏步的原因。小说的叙事无疑也达到了历史的隐喻。 三、隐喻现实。人们都希望通过革命改变自己的生存困境，捞到好处，而不是推动历史的进步，人们都太关注眼前的利益，而没有考虑队伍的整肃问题，于是集体失察，周大山轻易取得了人们的信任，他给人们的好处太多了，轻易将队伍的行动情报骗到手，于是革命土崩瓦解。想想现实的个人和社会，贪官污吏大肆攫取，导致财富两极分化，底层人失望已极，国家岌岌可危，我们不应警策吗？ 综上所述，作者尽可能保持客观和中立叙事，遵循因果律写出人性与历史优缺点的相关结果，而留给人们思考的余地，对各种苦难与不幸不分阶级地保有大悲悯和矜哀，使文本流露出浓郁的慈悲之情，而作者站在历史之上，静观历史按黑格尔式的“正、反、合”之辩证逻辑运演，演出无数轮回和悲欢离合，留给作者和后人品读。 （实习：白俊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