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百万土地流转第一拍二度流拍政策成主要障碍

当国内学者为“土地流转”争论不休时， 农民刘军波只用几分钟就完成了这个过程。

事实上，在相关办法出台以前，农村的土地流转就已经开始了。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由于部分农民加入乡镇企业，或者出于专业化养殖的需求，农民的土地进行着“自主自发自愿的公平交易”。

土地渐渐向少数“大户”集中，对于提高他们的生产效率、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无疑是有利的。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市场因素越来越多地渗透到农村，土地流转越来越频繁，这种原始的土地流转模式也存在着各种风险，如价格上涨、退出转让、不可预知的天灾等问题。

一张有些泛黄的作业本纸上，记录着一笔“土地流转”的交易：刘军波承包刘阳 垧（每垧地合15亩）地，每垧地租金7000元，承包期三年。

刘阳和刘军波同为 德惠五台镇华家村村民，刘阳外出打工，这些地就流转到刘军波手里。这页稿纸附有他们签署协议的日期，但日期上面不是村委会的公章，而是两位农民的签名和手印，当地村干部称无权干涉村民这种“土地流转”方式。

这是中国农村最原始的土地流转方式：村民间协商土地承包价格、承包期限等。

这种“土地流转”一般在村组内农户之间或亲戚朋友之间进行，熟人社会的约定替代了法律合同，一些村民甚至都没有像刘军波这么 “正式”的协议，而只是口头约定。

正是像刘军波们这样，通过这类的土地流转方式， 农村出现了拥有十垧地甚至数十垧地的种粮大户。不仅是 ，中国广大农村地区，至今依然延续了这种她才刚满1岁简单的土地流转模式。

但是，随着土地流转越来越频繁，这种原始的土地流转模式存在的各种风险也渐渐浮出水面。

华家桥村：“自行解决”

今年 遭遇到几十年一遇的虫灾，一些农村“土地流转”协议就存在违约纠纷，尤其是那些因灾返贫的种粮大户。

刘军波说，虽然今年虫灾受损不小，影响不小，但是自己也只能认了，“承包期是三年，等于这三年无论遇到什么挫折，土地经营权还是我的。”

而农安县华家镇华家桥村村民刘树军因为高息抬钱种地，今年又遇上虫灾，他从种粮大户一夜返贫。原本他和村民协商的土地承包期是两年，但他告诉《每日经济》，现在他负债累累，明年无论如何种不起这么多地了。“我们没有签合同，也没有正式字据，只是口头协议，可进可出，像我遇到这种情况村民也会理解。”

农安县政协委员、高家店于家围子村党总支书记于维振很早就注意到这个情况，他认为这是由于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操作程序不够规范，“由于农户之间土地流转多为自发形成，范围也多在邻里亲戚之间，流转方式简单，通常不经过村社组织就自行协商，达成土地流转协议，致使流转后土地经营者的权利、义务、难以明确，时常出现土地纠纷事件。”

华家桥村村民魏宝军就曾经历过这样一场小小的土地纠纷，在华家镇开店的魏宝军虽然 “脱离了土地”，但他家还有5垧地。2009年，他以 000元/垧的价格租给了社里另一村民，5垧地共15000元，约定的承包期是5年。

但是，让他没料到的是随后土地承包价格水涨船高，2011年当地一垧地承包价普遍达到50看着孩子扶着小床的扶手00元，有些土地甚至涨到了六七千。魏军宝有些后悔，但是，协议已签定，他于是和承包方村民协商，最后对方追加到了5000元。魏军宝说，这个价格是和村民最终协商的，“谈判也很容易，因为都是村里人，大家也能理解。”

魏军宝说，越来越多的村民到城里打工，土地承包很普遍，相应纠纷也会多，但出现这种情况都是村民自己协商解决，“还没有听说有村民会为此闹到法庭的。”